武汉中百原董事长汪爱群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


(郝群欢,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博士)

在MERS疫情之后,韩国痛定思痛,大力改革公共卫生管理制度,而且针对MERS疫情时信息不透明问题颁布《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》。同时,以保健福祉部为首,各地、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协会都纷纷发布“MERS白皮书”,总结MERS的应对教训。其中,保健福祉部的白皮书还制定了针对公民、医疗机构负责人与医生、保健福祉部与疾病管理本部、地方政府与议会、媒体等其它相关部门与机构等各个主体的传染病行动要领,以期提高个人认知以及社会共同认知,改变韩国社会普遍长期存在的“责任回避模式”。这些举措使韩国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时具有了迅速的反应能力。

最后,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并举是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。因为经历了MERS疫情初期的防范与应对不力而造成的扩散,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,韩国舆论高呼防疫或检疫即使过度反应也要提前应对。但韩国政府并未采取极端措施。同时,韩国政府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,尤其不要聚集,保持距离等以最大限度降低病毒传播范围,但并未要求停工、停产,大部分国民的日常生活也并未受到太大限制。即使在大邱、庆北疫情大规模暴发、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封锁时,其封锁也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,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,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。

据韩联社报道,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31日宣布再度推迟开学时间,由原定的4月6日正式开学,改为4月9日起各级学校分批次开展线上教学。这是韩国第四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迟学校开学。伤医事件过后两个多月,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,但陶勇的情况已经明显好转。回顾自己的受伤和抢救经历,他形容如同“鬼门关里走了一遭”。但是他也表示,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,希望康复后能返回工作岗位。

3月29日起,随着民航局“一航一国一周一班”的措施颁布实施,即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,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;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,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。

2015年席卷韩国的MERS疫情使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,旅游业更是受重创。数国对韩国发出旅游警告,致使其游客大幅减少,酒店、餐饮、交通业等也遭受巨大损失。同时,本应被严格隔离的病人带病出国,也让韩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。韩国应战MERS一役一度暴露出巨大问题。

28日晚,陶勇穿着“病号服”出现在好大夫在线的直播平台,这是他受伤后首次面对公众。今年1月20日,39岁的陶勇在门诊703诊室出诊时,一名男子进入诊室持刀将其砍伤,他的助理刘平也被砍伤。这起恶性伤医事件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,陶勇的救治情况也牵动人心。“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为黑暗和沮丧的两个月。”陶勇在直播中这样描述。坐在镜头前的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伤情——头上被砍了三刀,左胳膊、右胳膊前臂、左手的掌中以及背后都有多处骨折,还有神经、肌肉、血管的断裂。不过,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救治,陶勇的精神状态、各方面机能都有较大恢复。他说,大脑的水肿和出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,头疼也好了很多,但回想起当时的受伤情况,依然让人后怕。“当我全麻醒了以后,神经外科的主任和我说‘真的就差一点点’,头上有三刀,一刀差一点点枕骨的骨头就碎了,如果骨头碎了,脑子流出来,结果可想而知,还有一刀砍在脖子上,差半公分,脊髓就会受到损伤,那就将导致高位截瘫,还有一刀,差一公分就碰到颈动脉。”虽然受了如此重的伤,但他表示,自己仍然想回到临床工作。“鬼门关里走了一遭,老天爷给我留了一条命,可能就是为了让我有给大家继续服务的机会。”陶勇回忆,自己受伤住院期间,得到了很多同事朋友的关心,还有很多陌生人也表达了对他的支持。当他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,看到满楼道的鲜花,护士说不知道谁送的,很多也没有名字标签,他形容那一瞬间“自己的眼泪都快下来了”。他说,救治患者的过程中,就会发现大部分人是怀有爱心的,医生救死扶伤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,看到鲜花就觉得过去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此外,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约为15万,在加拿大的留学生9.6万,在日本的留学生为8.6万,在韩国的留学生为4.4万。在新西兰的留学生为1.9万。重点疫情国的中国留学生加起来总量超过百万人。

以中美航线为例,仅保留了纽约和洛杉矶两个航点,航班量由之前的每周42班降至4班。这意味着每周只有约1000人能够买到从美国回国的机票。

留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学生最多,百万留学生在重点疫情国